月亮与六便士读后

大多数人的生活，都类似四轴无人机。在小心翼翼垂直起飞，保持平衡的基础上，横向飞行，朝着一个或者许多方向或试探或前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保持平衡就是维持和身边人，和社会的良好关系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负担起其他人期望你负担的责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过一种有道德感的生活。在这种生活里， 一旦处理不好自己和社会的关系，便会坠毁。有时候甚至是在千夫所指中变成一地零件。

可另一些人的生活，是一枚炮弹。任何维持平衡的花销，都不如加在向前，向更远处飞行的推力。他们不畏惧坠毁，甚至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坠毁，但一定要坠毁在已知边界之外。对于这些人，或者说这些天才们，常人的道德观就成为了必须要克服的阻力。

天才不能从娘胎里就知道自己的使命。即便是天才，也会有幼年，童年，青年时代。若是其天才“发作”更晚，那还要加上中年时代。在被美神、智慧女神、或者任何神祗或称命运选中之前，这些潜在的天才也不可避免的尝试维持和社会的平衡。有些不那么成功——我们知道的大多数是这种：比如陈景润、梵高、贝多芬、米开朗基罗、费曼...当然还有一些天才是情商智商双高的，比如弘一法师，比如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的男主角斯特里克兰先生，以及他的原型后印象派画家高更。在早年，他们都成功的成为了受社会欢迎的人——证券交易商。且凭借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但当生命攥住这后一类的人的时候，他们需要放弃更多，抛妻弃子，抛弃舒适的生活，也需要承受更多：被所有人议论责骂，（至少在某一阶段）忍受良心的责备，才能孤独启程，踏上伟大而悲剧的旅程。

世界上绝大多数人，当然包括我，都属庸众。大多数描述道德的词汇被庸众发明出来，去描述庸众的生活的。负责、忠诚、专一、可靠、言出必行... 混蛋、惯犯、无赖、泼皮、出尔反尔、风流浪荡... 然而当一个伟人的生活轨迹超出了庸众的层次，那这些形容词也就失去了形容力。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，就是在形容登山者人手中的溜溜球的上下起伏——无关大局了。然而，庸众的生活中并没有大局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些道德判断，就显得重要，甚至是唯一重要——你看各种讣告，大多数人一生唯一的成就，也就是“勤勤恳恳”。

做出道德判断也是咱庸众乐衷的事情。大家喜闻乐见，不因为这是难事儿，而是因为这太简单了，“甚至并不需要一个博士学位”。不但简单，而且安全。王小波举过一个例子：一只公兔子也能毫不费力的做出道德判断，明辨是非：“母兔子好，大灰狼坏。” 而发展一些智慧比如搞清楚1+1=2，对兔子则很难。随着信息碎片化，思维简单化的趋势，道德判断近年来还有回暖的趋势。“三观正”成为评价一个人、文学作品甚至艺术人物的标签，居然也堂而皇之。读《红楼梦》后，有人写下读后感“贾宝玉就是个渣男，三观还不正”；读《钢琴课》《廊桥遗梦》后也有人只看到了这些女人对家庭的不忠；《简爱》干脆只是一个小三上位的故事，作者三观必不正。据我所知，说这种话的人往往还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子... 照我看，这么多年了，她们和80年代的居委会大婶在审美水平上也并无提高。

但使用现世庸常的道德判断来丈量天才，会存在两种风险。第一种风险是用一把尺去测量重量。这种风险就好比用一个人的身高去揣测他的勇敢。比如牛顿，这个常人眼中睚眦必报的小心眼根本都没有能力和他人合作。可他的存在是划时代的，他点燃了人类的理性自信。人类完全可以承受他的坏品性和对其他科学家打压所带来的牺牲。比如高更，或者斯特里克兰先生，后世对他们留下的不朽作品，报以更大的感动和永恒的尊敬，相较于假如他们照顾好自己的家庭，循规蹈矩地按照道德的约定、别人的期待活下去。

第二种风险是用一把长度会变的尺去测量永恒。道德的标准在历史中总是多变：在某些时代，或者在这个星球的某些地方，起哄着要求处决苏格拉底曾经是道德；烧死布鲁诺曾经是道德；捡起石头砸向私奔的男女曾经是道德；打着手电筒去小树林里抓野鸳鸯也曾经是道德。这些行为今天看起来无知且变态不堪，在当年却是“正义”的一方，是“道德阶级”的行为。女人去工作挣钱曾经是抛弃家庭的不道德；同性恋也曾经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；性产业，开放式婚姻或者多元成家直到今天也普遍被认为有违道德。

但庸众的道德观一直都在低速改变。再食古不化的人，现在看到一位男士冲泡一包速溶咖啡，也不会联想到这家的女主人懒惰无能了——你可能想不到，在一百年前，速溶咖啡刚发明的时候，曾经遭到了女人的集体抵制，居然是因为前述的道德风险。

当然，还有更少量的一些天才，他们驾驶一艘向未来的船。精力旺盛的他们带着万丈雄心朝着人类的未知前行。小心才能驶得万年船，可他们有多少精力放在了小心上，有多少精力放在了行船上，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

当然，这些都不关我们的事儿，他们疑似出现时，我们善待之便好。